研究历史为新四军抗战正名
6月14日，上海。66岁的廖颖说，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活着时，对于他的人生经历问得太少，只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到只言片语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人物小传
廖政国（1913年-1972年）
河南省息县人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车桥战役中率部担任芦家滩阻击战的任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副军长、军长、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、舟嵊要塞区司令员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廖颖（66岁）
廖政国之女。上海解放军八五医院退休医生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。
打下车桥父亲很自豪
新京报：很多新四军的后代都在寻访父辈的经历，你也在做有关父亲的史料收集吗？
廖颖：我和爸爸真正相处的时间，掐头去尾只有4年。我3岁以前，他在朝鲜战场上，上小学一家人才在舟山团聚，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。我退休后，才开始搜集有关爸爸的经历。
新京报：你父亲的哪段战斗最令你印象深刻？
廖颖：他曾在《星火燎原》杂志上发表过三篇文章，讲述了夜袭虹桥机场、芦家滩阻击战、惠济河战斗的经过，这些一定是他忘不掉的战斗。关于车桥战役，他专门写过一篇分析总结文章《敌人为什么垮得这么狼狈》，文中能看出，打下车桥他很自豪。
手榴弹在手中爆炸失去右臂
新京报：廖政国被称为“独臂将军”，丧失右臂的经过有没有和你提起？
廖颖：没提过，后来是兄弟姐妹之间回忆加上其他叔叔阿姨的讲述，我们才知道。那是黄桥战役后，战场上有的手榴弹会炸，有的不会炸，很多战士抱怨武器不好。我爸爸喜欢研究武器，在屋里拿着手榴弹拆的时候，发生意外，因为屋外还有很多干部、战士，扔出屋外怕把别人炸了，他就举高手榴弹，结果在手里爆炸，所幸威力不大，人没事，右臂没了。
新京报：都源于他痴迷武器？
廖颖：对，他喜欢琢磨。抗战时期，江南多雨，战士们老挨淋，为了保证部队人员的身体健康，他让一个以前做雨毡的干部，搞来桐油做雨布。他还让军械所改造中式刺刀，以前和敌人拼刺刀总吃亏，改造后，长了10厘米。他带的部队里，每个班里都有长矛，别人看不懂战士们行军还背长矛？结果发现，长矛在过河的时候变成撑竿跳。他很务实，凡是能增加战斗力的方法，他都保留。
对待子女像对待战士
新京报：你见到父亲的独臂时，不好奇吗？
廖颖：他习惯了，我们也习惯。他安装了假手，打牌的时候还用假手持牌，左手出牌，他也不讲他的胳膊是怎么没的。我小时候摸过他的断臂，后来很少有相处的时间，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，太幸福了，好像就忘问那些他受伤的经过，忘记他是残疾的。
新京报：在你眼中，廖政国是一个怎样的军人？又是个什么样的父亲？
廖颖：他很正，不利于部队的事儿他都会制止。有一次，部队干部把饭拿回家带给家属吃，他严令禁止，因为他认为这影响战士的伙食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。作为父亲，他是严父，把我们兄弟姐妹像战士一样看待，什么事情都说一不二。
新京报：你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小女儿，他会对你更宽容吗？
廖颖：不会，在舟山生活时，舞蹈学院来招人，就一个名额，爸爸不让去，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学习。我小时候，想去参加少体校的活动，爸爸不让去，我闷一肚子气也不敢发作。后来他悄悄问妈妈是参加什么，知道是乒乓球后，没几天就搬回来一张桌子，他可能觉得那是一种补偿。
新四军战斗被人否定会很难过
新京报：你认为新四军后代是一个怎样的群体？他们在红二代中有什么不同？
廖颖：新四军后代，他们的父辈经历过抗日战争，血雨腥风里过来的，那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的遗传。你会发现，一群新四军的后代一见面，上来先问你爸爸是谁，哪个团、哪个旅，发现父辈曾在一起战斗过，彼此的关系一下就会亲近起来。至于“红二代”的称呼，是一种自我孤立，把自己和群众分开了，有人甚至因此有很强的荣誉感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。
我们这批人，父母打小就教育要“夹着尾巴做人，不要骄傲自满”，妈妈给我写的信里都有这句，生怕我们搞特殊，我不喜欢“红二代”这种称呼。
新京报：有些人对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有疑问，你会为此抱不平吗？
廖颖：这也是我加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原因，就是发现有人在否定他们的战斗，比如炸虹桥机场，网上有人说这是一场假仗。我一直在找资料证实，发现最早是国外的报纸报道的。后来研究发现，炸虹桥机场是新四军在东进时秘密进行的，因为统一战线的影响，部队穿着国民党的军服，当时还不敢称新四军，叫江南抗日义勇军。夜袭虹桥机场就是东进时的一个临时行动，途中炸了日本人4架飞机。爸爸参加了这次战斗，也写过这个经历，看到有人否定，会很难过。
新京报：父亲留给你们最难得的东西是什么？
廖颖：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，太大的、太崇高的我也说不出来，他就是位父亲，对国家、对党的信仰很坚定，这种坚定也让我们这些后代对一些事情报以理解。最大的遗憾，就是他活着时，我们对于他的人生经历问得太少，只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到只言片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