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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人物:“江姐”于蓝深情回忆 70年前毛主席教诲

时间:2017-4-1 19:23:32 作者:文/记者孙欢 实习生杨雪 图/记者尚洪涛 来源:西安晚报 一键分享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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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于蓝版江姐于蓝档案1921年6月3日出生,辽宁岫岩人,著名表演艺术家。1938年,于蓝赴延安,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员。抗战胜利后,赴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故事片摄制的筹备工作,并于1949年主演了自己...


于蓝版江姐

    于蓝档案

    1921年6月3日出生,辽宁岫岩人,著名表演艺术家。

    1938年,于蓝赴延安,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员。抗战胜利后,赴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故事片摄制的筹备工作,并于1949年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《白衣战士》。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,于蓝曾到朝鲜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,先后在《翠岗红旗》和《龙须沟》中扮演主要角色。上世纪60年代起,于蓝先后主演了《林家铺子》《革命家庭》等电影,开启她事业的高峰。

    在根据长篇小说《红岩》改编的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中,于蓝塑造的江姐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。江姐身着旗袍罩衫,坦然走向刑场的形象,已成中国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。

    1981年退休后,于蓝积极参与筹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,并担任该厂第一任厂长。

    开栏语

    1942年5月23日,毛泽东发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、文艺与政治、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,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。一大批红色艺术家走进延安这片艺术的热土,深入生活,宣扬革命,创作出《白毛女》《黄河大合唱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、影响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,从而激励更多的艺术家为人民书写,为群众歌唱。

    宝塔山巍然耸立,延河水奔腾不息。时隔70年,当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积淀丰饶的陕北黄土地时,仍能感受到那段荡漾激情的岁月带给人们的鼓舞、温暖和向上。

    为纪念毛泽东《讲话》发表70周年,鼓舞更多的艺术家践行《讲话》精神,创作优秀作品,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,西安市委宣传部和西安晚报今起联合推出“激情岁月·红色艺术家访谈录”大型系列报道,通过对当年在延安生活、工作过的老一辈艺术家和忠实践行《讲话》精神的当代知名艺术家的深入采访,把目光和笔触对准那些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,历经艰辛却俯首深耕于文艺百花园的先行者、探索者与践行者,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,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,激励更多的艺术家沿着红色艺术家的足迹前行。

    如果她当年没到延安,或许中国电影圈不会出现一个叫于蓝的表演艺术家,中国电影史上,或许也不会有那身着旗袍罩衫,昂首刑场的江姐形象。这位红色演员走上表演之路的过程,和她年轻时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。当时,于蓝的名字叫于佩文,到了延安后,同窗好友的母亲为她改名于蓝,寓意为青出于蓝,希望她沐浴在“万里无云的晴朗蓝天下”。

    似乎从那时起,于蓝这两个字,就注定与红色联系在一起。从延安开始的事业,在延安遇见的爱情,在延安建立起的信仰——近日,在中央电视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协助下,本报记者联系并专访到已年逾九旬的于蓝。言谈中,提及延安,她的深情一下子穿越过70年的时光,从清晰无比的回忆中缓缓流淌。虽然,在如今很多人看来,那段日子是艰苦和磨难的,但在于蓝眼中,却是欣喜和永远的珍藏。

    不走寻常路 “到延安去!”

    1921年出生的于蓝,与党同龄。在东北度过童年的她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与家人逃到关内,因亲历流亡之痛,幼小的她就形成了坚强、刚毅的性格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。

    1938年,还是学生的于蓝因为“不愿做亡国奴”“不愿给别人做太太,做花瓶”,酝酿起“离开家,抗击日寇”的想法。恰在此时,同学介绍她认识了一名中共设在平西联络点的同志,从这位同志口中,于蓝第一次听说了延安,也有了投奔的方向,“到延安去!那里是东方的莫斯科!”

    1938年9月初,于蓝和几名同志组成一支队伍,奔向革命的心脏——延安。

    “当时,很多去往延安的人都是先到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,然后再走到延安去,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,从北平出发一路步行,就走的咱们晋察冀、晋西北,这都是咱们的地方,所以非常平安。”“平安”的代价是路途遥远,于蓝回忆,自己和女同伴赵路两个人,和队伍中的男人们一样跋山涉水,沿途路过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封锁区,“我们觉得可不能给妇女丢脸,既要赶路,又要躲开敌人,第一天走30里,第二天走60里,慢慢地,就能走80里路了。就这样,我们走到延安。”

    那段奇险艰难的“旅程”,在于蓝的叙述中显得很是平静。因为,另一波奔涌的热浪,几乎占据了她所有记忆:“那时,爱国知识青年去延安形成一股潮流,势不可挡,在通往延安的路上,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,尽管路途遥远,而且黄土高原纵横沟壑,徒步行走需要漫长时间,可一路上大家欢快地唱着抗日歌曲,顾不上疲劳和艰辛。”

    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个瞬间,定格在于蓝的记忆深处。“那是1938年10月24日,当大家筋疲力尽地又拐过了一个山坡时,不知是谁喊了一声‘啊,宝塔!’,我只觉眼前一亮——我们到延安了!”在于蓝的第一印象中,“延安城很小,东西都很简陋,街边都是卖烧饼的,卖梨的、卖枣的。”

    投入火热革命 “一次都没想过家”

    在延安清凉山下,于蓝在抗大、女大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    “那是个真正自由的、抗日的地方。”于蓝说,到那时,自己终于找到了“真正的延安”。

    因为说话方言味不重,她很快被推荐到剧社,成为一名演员。在舞台上的突出表现,又让于蓝脱颖而出——组织上把她调到了鲁迅艺术文学院,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“鲁艺”。

    这一年,于蓝19岁。也是在这一年,她还经历了一件人生大事——与在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饰演王文清的演员田方在延安结婚。

    于蓝回忆,实际上她当初的理想并不是走上舞台,而是想学技术、筑铁路、修桥梁。“但在热烈的学习气氛中,我体会到,文艺工作也是一种战斗的工具,它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抗日斗争。”于蓝被编到抗大八大队后,住在清凉山下的一座旧庙里,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这八字抗大校训,处处体现在学习和生活当中。这种气氛,让于蓝快活而兴奋。她在给哥哥的信里说,“延安是世界上最苦的地方,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”。

    这个时期,于蓝在延安阅读了大量有关戏剧舞台的图书,为她日后的表演生涯打下基础。多年后,于蓝爱用一句话来概括关于鲁艺的记忆:“我一次都没有想到回家,你说怪不怪?我自己也很奇怪。”

    老人解释说,因为自己很早起就开始住校,生活很独立,到延安后的生活不仅很习惯,还挺高兴,“没有想过家,一次都没有想过。”当被记者追问,“是不是因为觉得延安就像自己的家?”于蓝笑了,“那时候不懂这说辞,就是觉得那个地方挺亲,觉得那就是我应该待的地儿。”

    到延安第二年,于蓝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她清晰记得入党时的情形,那是1939年2月17日晚上,在延河边的一个窑洞里,她对着墙上挂着的一面鲜红党旗,紧握拳头,举起右手。从那一刻起,于蓝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,“入党对我是个鼓舞,鼓舞我去学习,去战斗,去做一个真正的人”。

“最难忘‘小鲁艺’‘大鲁艺’”

    在延安7年多里,最让于蓝难忘的是1942年5月30日,毛主席来“鲁艺”给大家作报告。她甚至清楚记得那天鲁艺教堂的环境以及毛主席的穿着,“那天,主席来到鲁艺所在的教堂,教堂地面是土地中夹杂着砖地,地面打扫得很干净,主席讲话的时候,周围什么都没有,就一把凳子,凳子上放了一杯茶水。主席一直站着,也不坐,也很少喝水,就一直站在那儿给我们讲。”

    于蓝回忆,自己当时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,离主席挺近,“看到主席的身上也是大补丁小补丁的,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亲切了”。

    因为只是学员,于蓝并没能参加此前5月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。因此,30日这天,她听得格外认真,“主席讲了很多东西,让我印象最深刻的,还是‘豆芽菜’问题,以及‘大鲁艺’‘小鲁艺’的概念”。

    正如于蓝讲述,毛主席在这天对鲁艺学员职工的讲话中谈到,大家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,但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,还要到大鲁艺学习,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。鉴于鲁艺曾有过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,毛主席还说: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,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。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,不要把“豆芽菜”随便踩掉了。

    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,于蓝逐渐明白:演戏就要扎到生活中去,光凭感情和表演是不行的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,鲁艺也从以前面向干部演出,逐渐走近老百姓,寻找农民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。1942年底,鲁艺在桥儿沟首先搞起了新秧歌,把原来传统的演员丑花脸妆改成新时代农民形象,秧歌故事也改成“兄妹开荒”,亲切的故事和场景,受到延安百姓的欢迎,“当时,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也跟我们说,你们在礼堂里,演那些外国戏,你自己觉得是艺术家,老百姓却不承认你。现在呢,你真正给老百姓做事,老百姓就管你叫鲁艺家,就称你为‘家’了。”

    那一年,于蓝表演的《南泥湾》秧歌由田方带队,每天要为农民演出五六场,每到一处,群众就奔走相告:“鲁艺家秧歌队来了!”这个场景,让她每每感动,也找准了自己今后事业的根基和演戏标准,“这才知道,要让老百姓认可,想要做个好演员,一定要到人民中去”。

    “窗纱做成演出服,效果挺不错”

    作为革命的大后方,当时延安条件很艰苦。

    一双朋友舍不得穿,赠送的袜子,被于蓝评为“最珍贵的结婚礼物”。至于吃饭,更是都要自己动手,“我们平时生活就是吃自己种的白菜,还不像现在吃的大白菜那么好,只有小白菜。”于蓝提及这段往事,笑着说。


生活如此,演出也一样。虽然鲁艺有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“大腕”,但老人回忆,基本所有人演出时,服装道具都需自己动手,“在延安演《日出》的时候,衣服都是我们用窗纱做成的,效果还都挺不错呢。”那时,毛主席已经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,“所以根据地的艺术家们也早有了持久抗争的观念,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。我们觉得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,最终一定会胜利的。抱着这种念头,大家就有了动力。”

    日子虽然过得苦,但于蓝觉得自己非常幸福,“我每天生活得很愉快,有饭吃,有工作,并且演戏是做自己喜欢的事”。

    1945年,抗战胜利,于蓝等人离开了延安,但是延安留给她的回忆以及延安精神,一直伴随着她。一路走来,于蓝对中国电影的贡献,她精湛的表演功底,德艺双馨的高尚风范,都令同行与观众广为称道。在跟记者谈到从影以来的感受时,她再度提到了延安,提到了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讲话,“延安鲁艺培养了大量优秀艺术家,没有鲁艺,没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,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丰硕的艺术成果”。

    多年之后,于蓝写了一本自传,叫《苦乐无边谈人生》。对此,于蓝说:“人生有很多起伏跌宕、曲折艰难。告诉后代,我们这代人是怎么生活和斗争的,也许当他们今后遇到困难的时候,就能知道如何去生活和拼搏。”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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